作为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殷海光，以逻辑为其致力于启蒙工作的思想利器。因为，他坚信逻辑可以启迪人们的心智，帮助人类辨别是非，扫除思想的迷雾。然而受启蒙思想家的使命驱使，价值理性（自由、民主）优先的原则决定着他并不在乎，自己能否在纯粹逻辑理论（尤其是其形式系统）的构造上有所
尽管殷海光先生一生对纯粹逻辑没有什么原创性的贡献，但他竭力把提倡和宣传西方逻辑，当成终生致力的启蒙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他的这些工作，不仅影响了许多青年学子，而且还影响他那个时代的人。无论是陈鼓应、林毓生、林正宏、刘福增、成中英、黄展骥还是李敖、张尚德……都无不受到殷先生对逻辑的极力而又热忱的宣传之鼓动。据陈鼓应先生的回忆：“有一次有个同学问殷先生：‘上帝不是万能的？’他两手一摊，反问说：‘上帝！上帝在哪里？请出来给我瞧瞧。’接着说：‘如果上帝是万能的，那么他不能造一块他自己都推不动的大石头，如果上帝不能造这样一块这样的石头，那么他就不是万能的；如果能造这样的一块这样的石头，而他又推不动，那么他就不是万能的。’那时的殷先生是个十足的逻辑经验者，任何精神生命和心灵活动他都要诉诸于经验的验证。他的言词，富有挑激性，有如劈佛像烤火取暖的丹霞禅宗师。”（载《春蚕吐丝》，第３０８～３０９页）很明显，殷海光倚重于逻辑学的论证力量与逻辑经验论的实证性，展示了科学与理性的启蒙效应。他说：“科学最基本之处有而且只有经验与逻辑。有而且只有经验与逻辑，我们才能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合于世界真相的判断才是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要能判别是非，有而且只有以经验与逻辑为根据。”（殷海光著：《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８８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注页码）
正由于殷海光先生对构成科学之基本的逻辑与经验的无比重视，所以他才全力致力于逻辑学的普及与倡导，他也像他的导师金岳霖先生写出《形式逻辑简明读本》一样，也写出了《逻辑新引》这一通俗的逻辑读物。《逻辑新引》作为一本用对话体写成的通俗逻辑著作，是殷先生多年从事逻辑教学与研究经验的结晶。它最早于１９５６年７月由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后曾几次再版。上海三联书店在中国大陆首版的“殷海光作品系列”则将《逻辑新引》与他的另一部作品《怎样辨别是非》合编为《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出版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
第一，通俗性。殷海光在这本书的主要面向是，着力于逻辑学的通俗化的普及工作，以使人们对逻辑这门枯燥无味的学问，能够在情趣清新的例证中有所理解。或者说，他为了解决初学逻辑者苦于逻辑枯燥无味和不得门径，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其良苦的用心是希望“读者在比较省力的条件之下训练严格的推论力，甚至于达到森严的逻辑宫殿”（《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前语）。的确，以此良苦的用心写出的《新引》，才真正做到了重视实用和逻辑训练；对每一命题每一推理之对错，均有例证。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而逐步引导读者进入纯正的逻辑思维之门。
第二，创新性。照作者的说法，他的《逻辑新引》的写作有以下几个面向：“一、着重应用方面；二着重纯逻辑的训练；三、介绍新的说法；四，修正传统逻辑的错误；五、在必要时，提出作者的贡献。”这就是《逻辑新引》之“新”之所在。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逻辑新引》之“新”还在于，它独创性地以对话体裁写成了这本引导初学者步入逻辑之门的新作。具体说来，《逻辑新引》以吴教授与学生周文璞、王蕴理之间的对话，来谈论西方逻辑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包括“逻辑的用处”、“真假与对错”、“推论”、“选取推论”、“条件推论”、“二难式”、“位换”（亦即换位）和“换质”（法）、“对待关系”（对当关系）、“三段论”、“变式”（即三段论的各种格与式）、“关系”（即关系命题）、“思想三律”、“语意界说”、“分类与归类”、“诡论”、“科学方法”与“种种谬误”等等。
第三，现代性。《逻辑新引》以传统逻辑为主体，但也兼顾了现代逻辑并强调了现代逻辑的作用。具体说来，它不仅介绍了现代形式理解之最新的演进与脉络（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哥德尔、塔尔斯基到蒯因，从逻辑学在语法学、语义学领域的延伸到逻辑哲学等等），而且也一再强调了普及和推广现代逻辑对于训练人们“健全的推理能力和解析能力”的价值。他指出：“符号逻辑中的推论方式是人类长期努力而得到的运算方式。这种方式，虽非完全够用的方式，但为比较可靠的方式。如果我们舍此方式而不顾，思意如天马行空，如杨花乱舞，固可得诗情画意，但思想的效准又在何处安顿呢？”（第２２４页）殷海光认为，唯有在中国大力普及和发展现代逻辑，才能使人们追求它所谓“没有颜色的”，即“没有情绪、意欲、个人成分、地域特点……搀杂其间”，从而“有普遍效准”的严格知识，从而把人们的认识能力从泛道德主义、泛情绪主义、泛权威主义及崇古主义的高压下解放出来，促进真正的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的昌明。于是，现代逻辑不仅成为了殷先生学术研究中“证明、厘清、解析”之基本工具而且也同时成为了他“跟反理性主义、蒙昧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奋战”的利器。不仅如此，他在多种领域所取得的丰厚研究成果，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严格的现代逻辑训练所锻造的理性化思想风格。（张建军：《简论殷海光的逻辑观》，载《殷海光学术思想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９０、９１页）
第四，科学性。该书透过逻辑的形式性及其普遍有效性来突显逻辑学的科学性。关于逻辑的形式性，它认为“制定普遍的语法结构，以及推论程序和真假之规定，是逻辑的任务。”（第２２３页）因此逻辑不涉及其形式的具体内容，因为“逻辑的推论所涉及不是经验语句之真假问题，而是决定哪些规律可以保证推论有效的问题。”（《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第２３页）关于逻辑学的科学性，该书认为，构成科学的基本要素是逻辑与经验。经验固然重要，但逻辑也同样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且相对于经验而言，逻辑有自己的特点，因为经验固然可以有助于学习，但却窒碍逻辑推论。我们不仅不应求助于经验，而且应须尽可能地将经验撇开。有高度抽象思考能力训练的数学家或逻辑学无不如此。（第２３页）再者，逻辑的科学性乃通过逻辑的理论体现出来，逻辑的力量乃通过推理显示出来，因为推理具有保真性：“从来不能够从错的推论得到对的结论。这也就是逻辑的力量之一。（第２８页）当然逻辑学的科学还表现在它可以辨别是非，至于逻辑学为什么可以辨别是非？该书的回答是，逻辑可以使我们的思想工具日趋完备和锋利。我们的思想工具日趋完备和锋利，我们的批评努力就越强。这样一来，我们也许就不易被一切似是而非的推理所迷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到处充满着似事而非的推理，而且是时时不断地发生的。（《第２２５页）
第五，实用性。依据逻辑学与科学思维、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该书突出了逻辑学对于提高和培养普通思维和科学思维水准的作用。《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的下篇――《怎样辨别是非》就包括“种种谬误”、“了解科学”、“科学与语言”、“科学与假设”、“比拟”、三种形定方式、穆勒方法等内容。表面上二者为独立的两篇。其实《逻辑学新引》与《怎样辨别是非》有顺理成章的内在关联的。因为，前者以介绍传统逻辑为主体，兼顾现代逻辑；后者主要以讨论逻辑的功能（逻辑是科学的方法，是科学的工具）。该书认为，普通人当然应当学习普通思维、科学思维、辨别是非的基本方法。“我们普通言谈辩论或研究学问，其正确的目标，无非在求真。然而，很少人先花几年功夫，将逻辑训练好，再去谈话、写文章、研究学问的，而多半是走一步，探一步的……许多人不一定研习逻辑，但探出真理，不过，无论如何总没有用逻辑之效率高，尤其想搞理论时，总没有借用逻辑来得有把握。”殷先生认为，即使是不研学逻辑而可同样探得真理的话，但无论如何，这样做总还是没有借用逻辑来得有把握。所以要想造就深高，最好先学学逻辑。（第２０７页）
再者，“逻辑训练，除了积极方面可能助长我们的推论能力以外，在消极方面可以多少防止错误的推论，而且直接或间接可以帮助我们免除种种常见的谬误。（第２０８页）
第六，社会性。该书突出的特色在于，它突显了逻辑学的社会功能。
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殷海光，以其深刻的思想、敏锐的头脑，犀利激情的文笔，致力于对专制极权的批判和自由民主的传播，逻辑学自然成为了他致力于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和致力思想启蒙工作的利器。他说：“逻辑可以使我们的思想工具日趋完备和锋利。我们的思想工具日趋完备和锋利，我们的批评能力就可加强。这样一来，我们也许就不易被一切似是而非的推理，而且是时时不断地发生的。”（第２２５页）南京大学哲学系张建军教授说，殷海光是系统阐述演绎逻辑的社会功能的第一人。因为，他关于“演绎乃天下之公器”，使任何理性的人都会把演绎逻辑作为“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偏狭思想、独断论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战”之利器，可以使人深刻地感受到逻辑之于“德先生”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相比于“五四之父”一辈（如胡适），自称“五四之子”的殷海光先生，作为一位逻辑学者，又是一位自由民主的追求者，逻辑学和逻辑分析方法促使着他提倡和注重纯理的知识，同时又帮助着他对自由、民主和科学的性质、目的和功能作纯理的了解。于是，逻辑与逻辑分析法，成为了“五四精神”的理性基石。或者说，逻辑及其所体现和代表的逻辑理性，对于“五四”精神的确立是不可或缺的。这便是此书所承载的最大的社会价值。
所以，在笔者看来，尽管该书首版已近半个世纪，但历久弥新，历史证明，它是中国本土最好的、也是最有社会价值的逻辑通俗入门著作。
（《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殷海光著，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７月版， ２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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